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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画发展简史 (二)

编辑:嘉艺来源:本站整理时间:2014-12-03 23:24:07

  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绘画

  概况

  三国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由统一而分裂的过程。先是魏、蜀、吴三国鼎立,随后由司马家族统一为西晋,但十六国的连年战乱,使得中国再次进入了一个分裂的时代。5世纪时,由北魏的统一和相继分裂而形成的北朝和西晋王朝偏安江左后被宋、齐、梁、陈替代形成的南朝相互对峙。政治的不稳定、时局的混乱动荡,带来的是经济的普遍衰退,但在意识形态领域却有了超乎寻常的改变。此时的统治阶级早已被儒家思想所左右,民间的风气也随之俯仰。纷乱的社会,又给宗教的蔓延和传播创造了极好的机会,社会各个阶层都对佛教有了更为迫切的需要和更为广泛的接受。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映象之一的书画艺术在此时也发生了强烈的变化。绘画中的人物画得到了突出的发展,对其他对象的描绘则还处在很不成熟的阶段。

  在中国绘画发展史上,隋唐是魏晋南北朝之后的又一重要时期。隋朝书画,继往开来,酝酿着新风格的出现。初唐的书画则承袭了隋朝的风尚,崇尚法度,但已呈现出不同的面貌。这一转变到盛唐时就已经完成了。各科画家先后涌现,风格趋向于健美飞动。以吴道子为代表的人物画(包括宗教画)与山水画,展现了唐代绘画的卓越成就。中晚唐的绘画又发生了新的变异,它的影响直到五代时仍能体现出来。

  五代两宋元的绘画  概况

  五代十国历时53年,虽然纷争并峙,但在绘画创作方面并没有停止,仍在前人的基础上继续发展。五代十国的书画,在唐代和宋代之间形成了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无论是人物、山水,还是花鸟,都在前代的基础上有了新的变化和面貌。中原地区的战乱,并没有使得寺庙壁画的创作陷入停顿,但是风格都依托于吴道子的风范之下。在山水画的创作中则将唐人的水墨法大大发展了,出现了荆浩开创的北方山水画派。南唐的相对安定和其统治者对书画艺术的偏好,使得南唐绘画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画院的创立为画家开辟了新的出路和去向,同时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左右民间的绘画观念和风尚。人物肖像画、宗教画和仕女画都有名手出现,皆从前代的吴道子和周昉等处脱胎。在山水画上,则出现了与北方相异的江南山水画派,它的开创者时著名的画家董源。花鸟画也由于宫廷贵族的喜好而逐渐发展起来。南唐的著名画家有曹仲玄、周文矩、顾闳中、王齐翰、高太冲、董源、徐熙、赵干和卫贤等。地处内陆的西蜀则因为晚唐以后不断有画家避乱入蜀,也设立了画院,在宗教壁画的创作方面极为兴盛,宗教人物画方面则出现了贯休、石恪等有变形风格的作品和写意画法。同时代的花鸟画则显得极其精致,黄筌父子是其完善者和光大者。

  960年到1127年间的北宋和南宋时期的阶级矛盾、民族矛盾都极为尖锐,并多次经过战争破坏,但社会的发展却没有止步,在手工业、农业、商业发展的基础上,文化艺术也走向的新的繁荣,绘画也迈向了一个新的台阶。

  北宋继承了五代西蜀和南唐的旧制,建国之初,就在宫廷中设立了“翰林书画院”,对宋代绘画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也培养和教育了大批的绘画人才。徽宗赵佶时的画院日趋完备,“画学”也被正式列入科举之中,天下的画家可以通过应试而入宫为官。这是中国历史上宫廷绘画最为兴盛的时期。北宋画坛上,突出的成就是山水画的创作。画家们继承前代传统,在深入自然,观察体验的过程中,创造了以不同的笔法去表现不同的山石树木的方法,使得名家辈出,风格多姿多彩。李成和范宽为其代表。花鸟画在北宋时期的宫廷绘画中占有了主要地位,风格是黄筌的富贵之风,直到崔白等画家的出现才改变这个局面。北宋人物画的主要成就表现在宗教绘画和人物肖像画及人物故事画、风俗画的创作上。武宗元、张择端都是人物画家中的卓越人物。

  在北宋时,除了宫廷和民间各自存在有数量可观的职业画家之外,还有一支业余的画家队伍存在于有一定身份和官职的文人学士之中。

  南宋的山水画的代表人物主要是号称“南宋四家”的李唐、刘松年、马远、夏圭,他们各自在继承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创造。

  文人画在南宋时期除了在理论上进一步展开讨论以外,在实践中也有令人瞩目的成就。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扬补之的墨梅,赵孟坚的水仙兰花都为世所重。被称为“四君子”,时至今日仍被画家看重的梅、兰、竹、菊,在南宋时已基本成为文人画的固定题材。

  南宋的著名人物画家有李唐、萧照、苏汉臣等。他们的人物画创作,很多都与当时政治斗争形势有关,多选择历史故事及现实题材,擅长减笔人物画的梁楷的出现,则为中国人物画的创作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

  五代两宋的绘画

  一、五代绘画

  五代时,人物画的题材内容日渐宽泛,宗教神话、历史故事、文人生活等都成为描绘的主题。画家多注重人物神情和心理的描写,传神写照的能力的能力又有提高。在技法风格上则向两大方向发展:工笔设色的一路用笔更加细劲多变,赋色也变得鲜丽起来,色调比唐代有所丰富;水墨一路除了超变形发展以外,还出现了水墨大写意的画法。

  山水画在此时的变化是最大的,从选材到技法,都有了一个飞跃,山水被作为生息的环境加以描绘。“荆关董巨”四大家的出现,成为中国山水画发展史的里程碑事件。荆浩和关仝代表的北方山水画派,开创了大山大水的构图,善于描写雄伟壮美的全景式山水;以董源、巨然为代表的江南山水画派,则长于表现平淡天真的江南景色,体现风雨明晦的变化。作为中国山水画重要技法之一的“皴法”在此时得到了很大发展,墨法逐渐丰富,笔墨成了画家们的自觉追求,水墨及水墨淡着色的山水画已发展成熟。

  五代的花鸟画也出现了两大阵营,以西蜀黄筌为代表的一派,被称为“黄家富贵”,因为他们多描绘宫廷苑囿中的珍禽奇花,画法精细,以轻色渲染而成;而江南的徐熙所代表的一派,则多取材于水鸟野卉,画法多用墨笔,色彩极少,相对黄筌一派的风格,这一派被称作“徐家野逸”,这种现象被称为“徐黄异体”。

  人物画家及其作品  周文矩,句容(今属江苏)人。曾在南唐后主李煜时任画院翰林待诏。工冕服、车器、人物、仕女,多以宫廷或文人生活为题,以“用意深远”著称。其仕女画师从周昉,作风更加纤丽繁复,用笔多以“战笔”为特点。现藏故宫博物院的《重屏会棋图》是他的传世作品之一,描绘南唐中主李璟与兄弟们在屏风前对弈的场面。因背景屏风上又画屏风,所以称为“重屏”,该图无名款,宋元藏印均伪,但人物服饰及生活用品为五代遗制,至少可以反映周文矩画法的面貌。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的《琉璃堂人物图》卷为清人摹本,该画描绘盛唐诗人王昌龄与其诗友李白、高适等人在江宁琉璃堂唱和的故事。宋徽宗误题为韩滉《文苑图》的传本其实是该画的一部分。《宫中图》一画为南宋摹本,记载说为周文矩真迹临本。

  顾闳中,江南人,南唐中主画院待诏。曾与周文矩奉后主之命潜入“多好声色,专为夜饮”的大臣韩熙载府第,目识心记,绘画以进。这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也是顾闳中唯一的传世作品,藏于故宫博物院的《韩熙载夜宴图》长卷。该画真实地描绘了在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韩熙载纵情声色的夜生活,成功地刻划了韩熙载的复杂心境。为古代人物画杰作。但有人将此画断为宋人摹本,未得公认。

  贯休(832-912),俗姓姜,字德隐,婺州兰溪(今属浙江)人。生于唐末,入蜀后称为禅月大师,善诗书画,画承阎立本风格,后自成一家。其风格奇古,造型夸张,富于装饰趣味。传世作品有藏于日本京都高台寺的《十六罗汉像》,为宋摹本,绘释迦的十弟子,有唐画遗风。明末著名画家陈洪绶深受其风影响。

  徐熙,金陵(今江苏南京)人。擅画花木、禽鱼、蔬果,作画多取材于田野自然物象,画法是“落墨为格,杂彩副之”,墨迹与颜色不相隐映,传达了一种“野逸”之趣,历来受到人们重视。可惜其真迹已无,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雪竹图》被认为可以反映徐熙的风格。

  黄筌(903-965),字要叔,成都人。曾先后供职于王蜀与孟蜀宫廷。北宋初年与儿子黄居宝、黄居寀、黄居实及弟黄惟亮等转入宋代画院。曾师从刁光胤、滕昌佑、孙位等人,取各家之长而自成一家,尤工花鸟。他的取材宫苑珍禽的题材、工整细丽的画法,创造了一种充满“富贵”之气的效果,深得宫廷贵族的喜好。传世作品有藏于故宫博物院的《写生珍禽图》卷,描绘飞禽昆虫等20余种,刻划精细逼真。因款书“付子居宝习”而被确定为他给儿子的习画范本,也有人认为款为后添。

  宋代人物画

  由于北宋统治者对于道教的重视,道教壁画的创作得到了长足的发展,宫廷组织了多次创作活动。王霭、高益、王瓘、武宗元、王拙、孙梦卿、赵光辅、孙知微、勾龙爽、高文进、武洞清等都是此类高手。但随着寺庙的破坏,这些人的画迹已不可见。但是可以从敦煌的宋代洞窟及苏州瑞光塔出土的“四天王像”中见到宋代宗教壁画的风尚,主要还是受吴道子传派的影响。肖像画的突出成就则表现为宫廷写真高手和民间写真画师的活跃,今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传为宋代的帝后画像及藏于美国弗利尔博物馆和耶鲁大学博物馆的北宋无名氏所绘的王涣等四人的肖像,也可以作为研究的参考。人物故事画和风俗画的发展则达到了相当的高度。李唐的《采薇图》和《晋文公复国图》都暗含有深刻的寓意,或者可以说表达了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他的学生萧照创作的《中兴瑞应图》、《光武渡河图》等都是借近世或古代的历史故事为赵构歌功颂德的。刘松年的《中兴四将图》则描绘岳飞等抗金名将,是现实题材的典范。虽然这些人物画不能脱掉层层的重负,但是较之前代仍然时有更加富于意匠的经营。梁楷的减笔人物画更是在发展写意人物画的技巧方面作出了卓绝的贡献。风俗画的发展则是随着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和市民文艺创作的繁兴而兴起的,反映的社会面之广,人物阶层之丰富,都是前所未有的,其意义已经超出了美术的范围。著名画家燕文贵的《七夕夜市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都是描写城市生活的名作。毛文昌、陈坦等则以描绘农村生活习俗为长。今所存祁序的《江山牧放图》为此代表。

  李公麟(1049-1106),字伯时,号龙眠居士,舒城(今安徽潜山)人。历任南康、长垣尉,泗州录事参军,中书门下后省删定官,御史检法等,后因病致仕,归老龙眠山。他的一生在仕途上不甚得意,但诗文书画成就很高,也擅辨古器物。李公麟虽然被列入了文人画家之列,但是他除了后世文人画家所擅长的山水花鸟题材之外,更擅长人物、鞍马。在此方面,他继承了顾恺之以来的传统,而又有所创造,自立新意,在刻画人物个性和情态上极具功力。他把过去仅作为粉本的白描画法确立为一种画种,使之独立成科。有描写文人诗酒生活的《莲社图》和《西园雅集图》等作品,今有摹本传世。分别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和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的传本《免胄图》和《孝经图》的真伪尚待研究。

  梁楷,祖籍东平(今属山东),居钱塘(杭州)。善画人物、山水、道释、鬼神。师法贾师古,为南宋画院待诏。曾置御赐金带不受,人称“梁疯子”。他的画以“减笔”之法著称。传世的《秋柳飞鸦图》(故宫博物院藏)、《六祖破经图》、《六祖截竹图》(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泼墨仙人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藏)等,都是以极其简练的笔墨,高度概括的手法描绘出来的。《泼墨仙人图》中的仙人系以大笔蘸墨画人物的衣着,寥寥数笔勾写人物面目,生动传神,在当时是一种新的创造。上海博物馆藏的《八高僧故事图》卷和日本国立东京博物馆藏的《释迦出山图》则造型严谨,用笔谨慎,与减笔法面貌不同。日本还藏有一幅《太白行吟图》,系仿本。 宋代花鸟、走兽画

  与山水画的发展类似,北宋时期的花鸟画创作,在继承前代多种风格的基础上,偏重对于黄筌所创立的工细画法的发扬,一个突出的例子就是与黄筌齐名但风格迥异的徐熙的孙子徐崇嗣也不得不改变家风,转而效仿黄体而创造了“没骨法”。神宗前后,黄家画风的统治逐渐被赵昌、崔白、吴元瑜、易元吉等画家出现而打破。徽宗本人则创造了一种粗笔水墨的画法。北宋的花鸟画在重视写生的同时,也注意唤起人们的感情。在代表官方意见的《宣和画谱?花鸟叙论》中,强调了要赋予花鸟画的伦理道德观念:“有以兴人之意者,率能夺造化而移精神,遐想登临览物之有得也”。从宋代把“传神”之说从人物画扩展到山水画和花鸟画的做法,也从侧面表明了山水和花鸟两科所取得的成就。 崔白,字子西,濠梁(今属江西)人,宋神宗时画院画家。除擅画花鸟外,也擅画道释鬼神,创作不少壁画。其花鸟画重写生,并且不打草稿。传世作品有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的《双喜图》轴,描绘西风袭过的深秋野外,一对绶带鸟飞来,对野兔叽叫。禽兔刻画细腻,树石草坡则用笔老健。故宫博物院藏有其《寒雀图》卷,画数只麻雀于枯枝间栖憩的情景。其弟崔悫,字子中,也是画院画家,兄弟齐名,且画风相近,都是改变宋初以来“黄氏体制”的中坚人物。

  文人花鸟画家及其作品

  文同(1018-1079),字与可,世称石室先生,又自号笑笑先生、锦江道人。梓州永泰(今四川盐亭)人。历任司封员外郎、秘阁校理和陵州、洋州、湖州知州等。擅诗文词翰,亦长飞白书,在绘画上以墨竹闻名,称“湖州竹派”,成语“胸有成竹”即出于他的说法。与表弟苏轼诗词往来唱和,确立了四君子题材。其画竹,“深墨为面,淡墨为背”。传世作品极少,今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墨竹图》为其真迹,画倒垂竹一枝,形象真实,笔法严谨。广东博物馆藏有《墨竹图》一轴,系此轴临本。上海博物馆收藏的《枯木竹石合卷》,真伪待考;中国历史博物馆藏《墨竹图》轴,系传派作品。

  北宋山水画

  李成和范宽是北宋初期山水画家的代表,上承荆浩以水墨为主的传统,以表现北方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为主,与五代的关仝一起,被认为是“三家鼎峙,百代标程”的大师,他们的创作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后继者有王士元、王端、燕文贵、许道宁、高克明、郭熙、李宗成、丘纳、王诜等。除北方山水系统的山水画外,长于界画的郭忠恕,善于表现湖山小景的惠崇、赵令穰,以及继承唐代以来的青绿山水画法的王希孟等,都在中国山水画的发展过程中,有着各自的独特贡献。

  南宋山水画

  南宋时代的山水画家,一部分人仍在表现雄浑壮阔的自然山水:全景式的构图,细腻的皴法,曲折多变的山势都来自于上一时代大师的创造。传为宗室画家赵伯驹的《江山秋色图》(故宫博物院藏)卷实际上是南宋画院高手的作品,代表了承继上代山水画法的作品。其弟赵伯驌有《万松金阙图》(故宫博物院藏)传世,写临安凤凰山景色,点染与勾画相合,笔法朴拙,是在传统青绿基础上,吸收董源、米芾等的水墨技法而成的新风格。但真正代表了南宋一代山水画创作的是那些讲究意境的创造、以抒情为主要目的的所谓“偏角山水”。画家以突出一个局部的方法来加强描写的力度,用笔更加泼辣,水墨的韵味发挥得更加充分。李唐是公认的开创这种新风的一代宗师,他的《万壑松风图》轴给人以强烈的印象。继承他的技法的刘松年则在描写江南景色方面有着突出的贡献。马远、夏圭更是因为构图多截取一角或片断的不全之景,画面中留下大块的空白,而被人称为“马一角”和“夏半边”。这种构图简洁,主体鲜明的山水画有一种全新的境界。正是这种创新引起了许多评论,而有的评论甚至从政治的角度认为他们的山水是对偏安江南的南宋王朝的“残山剩水”的反映,已属附会之说。米友仁的云山墨戏法则流传于文人士大夫画家之中,成就同样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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